引言
一条“删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删除了公司与人工智能模型相关的核心数据89TB，造成整个AI游戏部门研发工作停摆。案发后，王某对此却不以为然，公司报警。王某为什么要疯狂删除这么多数据？他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吗？他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又该如何计算？
为了办理好这起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启动“特邀检察官助理”机制，随后又专门召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刑法保护与犯罪治理”研讨会，邀请来自刑法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对案件进行论证。近日，《法治深壹度》深度剖析这起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
案情简介
“90后”王某毕业于某大学计算机专业，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2024年，王某进入北京市东城区某科技公司工作，在AI短剧部门担任算法工程师。
此前，AI短剧部门一直将数据存储于公司自行搭建的A服务器集群中，因公司架构调整，2024年7月23日至8月5日，部门先后三次在内部工作群组通知全体人员将本人负责的公司开发数据及个人数据全部从A集群迁移至公司新搭建的B集群，并告知数据迁移后部门不再有继续使用A集群的权限，包括王某在内的部门全体人员均回复“收到”。
2024年9月3日16时许，王某使用此前登录的账号密码登录A集群，输入指令查找AI短剧部门的文件夹，但没找到。随后，他打开AI游戏部门在A集群中的文件夹，输入代码试图拉取该文件夹下的全部文件目录，因系统未及时响应便中止了拉取操作。之后，他做出一个举动：输入一条被称为“删库跑路”的代码，即以最高管理员权限，无须确认，强制删除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子目录。
随后，王某直接下班离开。等到公司运维人员发现异常后，定位到王某的电脑并中止删除进程，此时，这条“删库跑路”的代码已运行超过17个小时。
“AI游戏部门文件夹里存储的是该部门的全部开发文件，包括公司自主研发的多个人工智能模型以及模型的训练数据。”公司负责人说，王某的行为导致公司模型训练系统功能瘫痪，AI游戏部门的相关研发项目全部停摆。
2024年9月4日，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相关负责人约谈王某，依据劳动合同和员工手册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公司AI游戏部门则停止一切开发工作，全员投入数据恢复中，经过近20天的努力，大部分被删除数据得以修复。
随后，公司对损失进行审计，认定本次事件造成公司支出人工工资16万余元，恢复数据等消耗的算力资源超过4万元。
2024年10月22日，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11月底，王某被抓获。2025年2月，该案被移送至东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5年6月，东城区检察院以王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意见，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4万余元。王某随后上诉。6月26日，二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认定的经济损失，包括犯罪行为给用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用户为恢复数据、功能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王某的删除行为导致原本满负荷运转的集群GPU（图形处理器）利用率直接归零，模型训练进程中断、算力资源闲置，集群系统在修复期间完全丧失了核心功能。公司为恢复数据、重启训练，既投入了人力成本，又投入了算力成本。
其中，算力作为驱动数字经济的“新型能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核心生产要素。人力和算力成本均为公司为了消除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恢复系统功能而必须投入的成本，理应将算力支出纳入经济损失认定。
专家启示
李怀胜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这个案件是全国首例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按照刑法成功定罪量刑的案件。这个案件也体现出了技术和法律的深层互动关系。
本案呈现多方面意义：第一，从个案评价角度来说，判决结果彰显了对行业的警示意义，明确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数据资产，纳入到刑法保护范围之内。第二，司法人员在现有框架下对相关刑法法条做了与时俱进的解释。第三，向行业传达了司法机关对人工智能大模型审慎保护的态度，警示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企业要在良性框架下进行竞争，要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内控机制。此案的示范效应，有助于助推相关行业发展。
技术越先进，底线越要清晰。再先进的技术也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需要法治护航，多效共治。这起首例以非法删除数据为手段，破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刑事案例，其裁判结果不仅代表刑法解释技术与方法的迭代升级，也展现了司法机关护航科技创新，赋能数字产业的法治担当。
